我的联合国之路 | 特殊留学生

 作者简介

何昌垂，国际欧亚科学院院士，北京大学博士，长期从事卫星遥感与地理信息系统应用研究、政府科技发展管理和国际组织工作。在近25年的国际公务员生涯中，他曾任联合国粮农组织副总干事（联合国副秘书长）、亚太地区总代表及联合国亚太经社会空间技术应用处处长等重要职务并负责技术工作，为推动全球治理和可持续发展做出重要贡献。

2010年9月，笔者（左1）在粮农组织高管会议上就海地地震的应对进展和后续行动部署发言，迪乌夫总干事（右1）参会。

初次走出国门，我觉得外面的世界很大、很精彩。

1979年9月10日，我甫至欧洲，遇到的第一件事便给了我很大的教育。我离开北京经法国巴黎戴高乐机场转机后，当天就到了荷兰阿姆斯特丹国际机场。我的导师杨·范登布鲁克先生早早在机场等候。他亲自开车把我送到荷兰王国东南部与德国交界的恩斯赫德市，帮我于ITC的学生宿舍安置后，马上带我到他家吃晚饭，因为那天刚好是他小女儿的生日聚会。

聚会很热闹，许多东西是我平生第一次吃到，有奶酪、烤牛腿、提拉米苏甜点和蛋糕等稀罕物，但由于太累了，没有胃口，加上膝盖还肿痛，我想早点回宿舍休息。还是杨教授开车送我，夜间路上车很少，也几乎没有行人。教授每逢红灯都停车许久，有时周围根本一部车都没有，他却依旧“傻傻”地停下等着。而我呢，真希望他不老停车，快点走。

几次之后，我忍不住说：“这么晚了又没人，我们不可以开过去吗？”杨教授听后，一下子变得严肃起来，说：“不行啊，我的朋友。人人都得遵守交通规则，这既是为了别人的安全，也是为了你自己的安全。”接着他又说：“你以后就会知道，在荷兰凡事并不需要别人提醒、监督，人人都自觉遵守规定，这样社会就会有秩序。”他不经意间给我上了留学的第一课——做人的基本原则。

遗憾的是，我们国内的学校好像从来就缺少“人文与社会责任课”。

2018年，笔者（前排右6）与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张海滨教授（前排左6）和全球治理培训班学员合影。

后来遇到一些事使我深刻地意识到，在文明社会，人文是根植于人们内心的素养，人们享受着以承认约束为前提的自由，有设身处地为别人着想的善良。可惜啊，我们有多少人，有多少时候，不需要别人的提醒和监督就知道检点自己的行为，能够自觉遵纪守法、恪守本分，尽量为别人的福祉着想，主动帮助别人？

中国现在似乎有钱了，许多人变得很任性。我们会看到有些人拿着鼓鼓的钱包往桌上一扔，大声嚷着服务员，要一杯咖啡或者别的什么来附庸风雅。在国外最不舒服的就是看到国人在机场不排队，在餐馆和其他公共场所大声喧哗、随地吐痰或把厕所搞得一塌糊涂。他们哪里明白，文雅是骨子里的高贵。

1980年，笔者在荷兰国际航天测量与地学学院院标旁

我终生难忘的一件事是刚到荷兰不久，在卫生间里方便时不经意地放了一个屁，发出了声响。旁边的一位英国同学说：“天啊，中国人都是这样吗？”此事让我反思了好久，如今想起来还会感到难过，尤其为他知道我是一个中国人而羞愧。文化可以立国，类似的一件件“小事”，一旦印象积累叠加，就会被误以为是你个人的素养，甚至会被放大为你所在国家的文化或民族形象。一旦这可怕的印象形成，需要多少努力、多大代价才能扭转？

到达学院的第二周，我参加了新生入学考试。由于之前认真努力地准备，我顺利通过了英语、数学和自然科学三门考试，而且据说成绩还不错。当收到学院确认我入学的通知书时，我极度兴奋，很自豪没有给自己和家人丢脸，也没有给所里丢脸，更没给国家丢脸。我可以留下，按原计划学习。

1980年，笔者（右）在荷兰留学期间参加航空遥感飞行实验。

我上的是航空遥感研究班，班里学员来自许多国家，有英国、德国、瑞典、以色列、韩国、马来西亚、缅甸、泰国、印度尼西亚、巴西、哥伦比亚、牙买加，还有苏丹、肯尼亚、马里和斯威士兰等非洲国家，共25人。除来自欧洲发达国家的几位学员是自费，或者由他们的政府或相关机构资助外，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学员是荷兰政府的奖学金，仅我一人是联合国大学的奖学金，每个月为1500荷兰盾。

按当时的规定，我把每月领到的奖学金全部上交大使馆教育处统一管理，同时按规定实报住宿费350荷兰盾，使馆另发我每个月300 荷兰盾的生活费。我极其节省，精打细算地使用每一个荷兰盾。

学校大楼附近的广场周末就变成大集市，商贩和农民会在集市出售各种蔬菜、鱼肉等食品。外国人不吃鸡翅，1千克才1.5荷兰盾。再就是明太鱼，也很便宜，1千克2.5荷兰盾。对于20世纪70年代的中国人，有鸡、有鱼已经是高档生活了。学生宿舍的每一层楼都有一个公共厨房。我一般周末会炖上一锅鸡翅，每顿最多吃3个，一般能吃上三四天，既营养又省时。除了吃饭，我基本上没有别的开支，偶尔学校放电影，两个荷兰盾一场，我也不舍得老去看。

随着中国改革开放步伐的加快，被派到发达国家的留学生的人数逐渐增多。继我之后，有不少中国留学生也来到我所在的学院，基本上是荷兰政府的奖学金，我们的队伍也因此在不断扩大。

1980年，在荷兰国际航天测量与地学学院的第一批4个留学进修学员及联合国大学官员（右起：胡瑞明、唐孝谓、联合国大学合作处处长布格尔、楚良才、何昌垂）。

1979年年底，中科院地理所的唐孝谓和李文彦，以及测绘部门的高俊、王任亨、杨凯、林宗坚、熊永泰、文沃根、梁怡希和马丽蓉等，加上先前到来的国家测绘局的楚良才和武汉测绘学院的胡瑞明，中国留学生一下子有了大队伍，包括来自台湾的3个人。被大陆选派到ITC的这些人都是各单位很有水平的中青年科技人员，大多是助理研究员级别。

经过一段时间的学习，校方很快发现，现有的课程根本无法满足这批基础扎实、独立勤奋、如饥似渴追求新知的中国学员的需求。经过反复商量，航测系的几位中国留学生向校方提出要求，希望校方开一些小灶，增加课程上没有的学术内容。

刚开始校方有点为难，但经过反复考察和研究，终于承认中国学员的基础水平和研究能力，破例为这批中国学员安排特别课程，主要是减少基础课和练习作业，增加新技术课程和自主研究选择，如计算机编程等。中国学员变成ITC的一批特殊学员——从上课为主变为研究为主。

校领导告诉我们：“这是学院创办以来从未有过的一种尝试，是荷兰教育部批准的专门为中国学员做出的安排。”这可以被认为是西方教育制度的灵活性，也可以说是荷兰方面对中国表现出的诚意。当时中荷关系正向友好发展，我们无从知道这个决定是否与荷兰首相范阿赫特准备于1980年10月访华的友好气氛有关。

这批学员果然不负重托，学成后按期归国，并且不久后成为研究员、业务骨干。大部分还挑起业务大梁，成为研究所领导。另外几个还进入政府部门，担任了司局级以上的业务领导。高俊和王任亨后来还都当选中国工程院院士。荷兰遥感界的一些朋友也引以为傲地说：“中国在ITC的第一批研究生集体的成功，是该学院的历史性骄傲，是荷兰与中国长期友好合作的一个成功例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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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文来源 |《我的联合国之路》

作者 | 何昌垂

编辑 | 外交官说事儿 老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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